上週對中國是個忙碌的星期。首先,中國人民銀行震驚了金融界,當他降低了人民幣與美金的參考比率將近2%,導致了人民幣超過2%的跌幅。這下跌引起了許多推測,包括中國這行動將引發亞洲貨幣競爭下降。北京聲明了這調整是設計於修復人民幣當今匯率和推測中匯率的差異,而再次的大變動不太可能。IMF指出,此舉動可能導致較自由浮動的人民幣。這是他考慮把人民幣歸入特別提款權的貨幣裡,需求看到北京實現的事情。IMF也指出,盡管人民幣下跌,他並沒被估價過低。
同樣在上星期,中國官方媒體發出警告,要求退休官員遠離政治,並不要濫用過去的人脈和威望。之後,許多報導提示出北戴河會議被取消,並不再將是政策制定的地點。報導指出黨員已在北京舉辦了許多會議,公開的做出任何決定,而不是在某個黨內長老的秘密會議。其他中國媒體的報導警告著,黨和軍方的前官員必須停止參與房地產炒作和其他不良的經濟管理。
最後,中國在上週發生了近幾年來最嚴重的工業事故,天津港口某個化學品倉庫一系列的爆炸。爆炸導致超過一百個人死亡,促使政府在普遍國內發動調查非法儲存和不當的安全程序。公民已在天津開始了小規模的示威活動,要求政府為爆炸的結果賠償損失。對此,北京加大了針對謠言的媒體宣傳,利用官方媒體強調政府公開的對某中央政治局常委判貪汙罪,提醒民眾可以信任政府是開放的,而不會隱藏關於天津爆炸的陰謀。
如果這些事件有共同點的話,那就是北京對於公開做決定的強調,不管是關於報導,還是解釋自己行為方面。這不是過去試圖隱瞞人造或自然災害事實的中國。這不是透過黨內元老秘密協議運作,和為官員犧牲民眾的中國。這也不是害怕全球市場變動會影響經濟調控,而因此嚴格管制外匯的中國。這是北京想發出的訊息。這訊息針對國內多於國外,但不管是在那,我們都得承認沒有很多信任中共實施透明的政策。腐敗、官商勾結、和裙帶關係的形象依然強烈,盡管正在進行中反腐敗運動的規模。
過時的舊制度
現實是中國正處於自鄧小平年代來最嚴重的危機。鄧小平設立的政府和經濟模式已不再有效的管理中國,更不用說帶他往新的方向。
當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混亂走出,鄧小平為了中國未來的成長發展,在80年代初期啟動了三項基本政策。首先,允許經濟更自由的本地化,
接受有些地區將比其他成長較快,但長期來說,普遍將被帶起來。第二,預防任何人真正的稱霸中國政治制度。以後,不能有任何人物像毛澤東一樣,對國家擁有如此的個人影響力,能夠導致國家陷入經濟和社會動盪。中國領導將利用追尋共識的模式,限制任何個人力量,並淘汰黨派,有利於製造不同影響力網絡,但因為深度的重疊而不是真正的分裂。最後,在國際舞台上低調,但擁有兇猛形象的不干涉政策,並避免在國外顯示軍事力量。這是為了給中國時間穩定國內經濟和社會凝聚力和力量,同時避免分心,和吸引到鄰居或美國過分的軍事關注。
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的模式對中國非常有效,至少在表面上。當蘇聯瓦解,中共依然完整,盡管北京對天安門的管理不善。雖然有時對啟動改變或反應上有點慢,中國領導在避免極端社會和政治不安下,管理了國家快速的經濟成長。中共不只成功了自鄧小平的領導交替,更於黨內醜聞中,順利的交接於習近平。中國領導甚至管理了全球經濟緩慢的影響,顯示在經濟成長緩慢中也有維持秩序的能力。
但在平靜的表面下,流著不安的暗流。利用共識統治模式的黑暗秘密是,雖然似乎提供穩定,但自2000年代,他製造了更多潛在的結構問題,有潛力延遲,或甚至破壞經濟改革。缺乏大規模的改變和轉型,大衰退的避免,和延遲可能破壞穩定的改革,讓中國看起來像個不可阻擋的巨人。中國經濟超越了日本,並似乎也註定要超越美國。如果經濟力量能詮釋成國家總體力量,那中國正以全球大國的身分崛起。北京甚至在軍事方面開始拋棄鄧小平的慎重,並在東南海開始了較強硬的行動,基於認為保護運送資源和出口的海道的重要性,和因為自己感覺較強大。
但是,所有經濟都是循環性的。當他們通過不同的成長階段,朽木需要進行修整,並為新芽提供資金。衰敗、緩慢、破產、和產業崩潰都是經濟的自然過程,盡管在短期內具有破壞性。當中國認為在升級自己的製造業和出口,他沒有同時的修剪掉經濟的舊部件,或有效的脫離巨大國營企業的安穩,不成比例的鎖定可用資本與總就業人數的相比。地方和省級政府的狹隘利益,為了安穩,迴避了製造業巨大的裁員,特別是在重工業,中國早期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共識政治允許中國成長,但不是以健康的方式,而全球經濟不再授於中國自由持續施肥料,並希望沒人注意到樹幹和樹枝的腐爛。
習近平的危機管理
習近平在2012年的權力交接並沒有像表面上如此的順利。他發生於薄熙來醜聞中,而這似乎是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試圖重塑中國政治的方向,和篡奪習近平往國家領導的崛起。反腐敗運動中出現的挑戰遠比預期中嚴重,包括據說對習近平進行暗殺的陰謀。
最近針對前黨領導遠離政治的宣言,代表了挑戰習近平立場的因素依然存在。習近平設立中央國安委和經濟事務諮詢機構的決定,引起了習慣在塑造政策上有影響力的前任官員的反對。公開的取消北戴河聚會是對前政府官員的公然攻擊。鞏固勢力的行動仍在繼續。
當中國面臨著嚴酷的經濟挑戰,並介入了南海,和無法輕易退出的國際軍事事務,他也必需面對國內的不滿和黨內糾紛。習近平鞏固勢力的行動是為了縮緊控制,好允許迅速的政策調整,迫使宏觀政策於各地方,和加快政府對於情勢變動的反應。但這挑戰了幾十年的傳統、深根的權力、和利益。這也製造出個矛盾。經濟政策正走向自由化,但政治和社會政策確越走向專制。
為了實施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開放和改革,習近平在同時打擊媒體、訊息、社會自由、和共產黨本身。恐懼在於缺乏嚴密政治控制的大規模經濟改革將導致蘇聯經驗的重演。共產黨瓦解,或甚至國家。
每個事件,每個頭條,都應該這內部危機做為背景。貨幣下跌有輔助風險,當貨幣能往政府不願看到的方向走動。天津爆炸加強了對於政府管理不善和腐敗的恐懼。這引發了新一輪的陰謀論,並把政府擺於必須面對示威者、和國外投資者的立場,再次提出關於中國安全的問題。針對
退休官員干涉政治的警告,或許不過是試圖強調透明政策的公關手段。
這不是說中國將要瓦解,政府將因內鬥垮台,和在利益衝突當中,經濟改革無法實施。但也不是說完全沒可能。中國進入了不確定的階段。轉型到依靠國內消費的經濟不會是沒障礙的過程,也不會隔夜發生。出口和投資的減低已經在發生。當這些問題全部在他的肩膀上,習近平正準備著九月訪問美國,而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日常擴展。
轉變期間是最混亂的和最脆弱的。中國當今處於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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