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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斯頓·邱吉爾曾經說過: 「你看過去能看的多遠，看未來勢必也一樣遠。」

要預測某種東西的唯一方法，是觀察這東西已擁有的形狀。我們可以發現當我們觀察越多的歷史，我們也能預測越多的未來。但當要做出預測時，許多人卻利用完全不一樣的假設。已發生太多次，過去不是大趨勢展開的 地方，或暴露出繼續到未來的模式，而是一堆不同需要研究的類比。譬如中國過去30年的崛起與上世紀德國的崛起擁有不少共同點。這是個事實，但這又告訴了我們什麼? 不同學者從一樣的比例擁有不同結論。

類比的利用

邏輯學家喜歡分辨兩種類比:「正規類比和關係類比」。正規類比從「非常理解」和「沒那麼理解」的例子中辨認出相似性，而透過這些相似性預測同樣例子的其它屬性也是一樣。中國和德國的類比是正規的。我們從1910年代的德國(已非常理解) 和2010年代的中國 (還不那麼理解) 看到相似的經濟爆炸性成長和軍事聚積，並達到中國會與當時德國一樣慘局的結論。

相對下，關係類比從許多非常理解的例子中，辨認出連接他們的大模式開始。再來，才能在這互連的網絡中找出沒那麼理解的例子，並試圖了解他們如何在這大結構拼湊進去。譬如說在去年的一月，我們或許能從16世紀開始觀察俄羅斯行為，並注意到爭取溫水港口對他一直是生死問題。以這樣看，或許當初能預測俄羅斯政府寧願冒很大的風險，也不會讓克里米亞的設施落到西方擁抱中。

正規類比比關係類比好做出，但一般提供較少有用的訊息。一部分因為他太依賴個人挑選，表示他往往代表了分析師的假設，而不是真實的世界。我們也許都習慣永遠卡再1938的正規類比，當所有西方現代人物，不是被描述成張伯倫、希特勒、就是邱吉爾。

我一直是盡量在廣泛的歷史趨勢定位當今的地緣政治問題，辨認出帶領和阻擾那些趨勢的力量。我相信，從過去的模式，我們可以對合理的未來做出大規模的預測。這些預測無法每次告訴我們會發生什麼，但至少能夠比任何的正規類比有效底限制可能性的範圍。

長期歷史的趨勢

做出這些預測需求的歷史，是不少人無法承受的。我們的歷史觀點必須伸展到過去幾千年，因為重要的過程是在那規模上運轉的。我有時會往後看一萬五千年，到冰河時期結束，農業的開始。有時，我甚至往後750萬年，當我們開始演化於人猿的時代。必須的話，我會回到380億年前，生命在地球上開始的時候。

我認為長期歷史最重要的教導是有三個主要力量合作塑造社會如何發展。

第一是生物學。我們是動物，而像任何動物，我們演化成擁有特定的物質、社會、和精神需求。我們渴望愛、榮耀、尊重、和正義，並同時體會飢餓、恐懼、和憤怒。我們關心他人，也利用狡猾和力量爭取我們所慾望的。當我們理解我們的生物學，歷史一大部分和所將發生的就變的清晰了。

第二是社會學。我們的生物演化讓我們變和其他動物一樣，也完全不一樣。生物演化授於我們巨大和超級快的頭腦。加上生物演化的持續，這讓我們發明了文化，而這是沒任何其他動物做到的。文化是可以依照情況變化的，而不像其他動物必須等待細胞的進化。這造成的結果是，雖然我們與當初發明農業的祖先大同小異，我們的社會演化的越來越快，而在21世紀，只會不斷的加速。

最後的力量是地理。生物和社會是全球性的力量，應用在所有人類和他的社會，不管何時或地點，但地理造成沒有兩個地方是一樣的。地理差異是世界各地不同發展路線的背後力量。

歷史和未來也一樣，是這三個力量的產品。歷史一直是混亂和複雜的，但也是因為這些力量的互動不斷的改變各個力量的定義。

當社會成長的越大和越複雜，世界變的越小。空間已不代表了一千，或一百年前的意義。一些虛擬現實的愛好者甚至提議出地理已在整體上逐漸失去意義。我們的團體行為也改變了，當社會從幾十人增成幾十億人，從自由簡單的狩獵採集生活，移變到擁有等級制度和傳統的農民社會，持續到我們工業時代的新種平等制度。這過程其實已到了一個文化能將近改變生物的階段。我們擁有創造完美視線和基因強化嬰兒的知識，我們製造了人工生命和發明了有思考能力的機器。

生物學、社會學、和地理之間的來回，生產出驚人複雜的歷史結果，而在新世紀，很有可能只會逐漸復雜。但這不表示做出預測是不可能的事。大量的細節往往能被簡易成幾個簡單的底層趨勢，讓我們不但能夠看出當今事件的重要性，也能估計將帶領我們去哪裡。

三萬英呎高的視線

相同於每種分析方法，長期歷史難免擁有盲點。最明顯的就是他的抽象化。要做個對比的話，這技術授於我們三萬英呎高的視線。沒有任何歷史或考古的知識能讓我們預知上個月有激進份子正打算在法國謀殺17個人，或尼日會有抗議造成四人死亡。針對恐怖網絡或某恐怖份子傳記的詳細研究，也無法輕易找出這暴力將引發什麼。

長期歷史能告訴我們的是，近期的事件並不是獨特的。一而反復，感覺被世界拋棄而封閉自己的社會，都會在過去尋找意義，並沉溺在宗教暴力裡。我們可以在羅馬帝國和中國注意到這模式。自從17世紀，這模式在穆斯林世界變的越來越重要。

至少到1600年，伊斯蘭領土一直是歐亞大陸西邊的重心。歐洲人敬服著中東工匠的技術，和印度洋的經濟。土耳其勢力在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並在1529和1683圍攻維也納。基督徒持續生活在穆斯林攻克歐洲的恐懼裡。但到了1700年，情況慢慢逆轉。擁有致命的新戰術，研發出新的後勤突破，再加上傑出的財政改革，歐洲人打退了鄂圖曼、薩非、和蒙兀兒帝國。過了1800年代，歐洲的工業革命加一步拉大差距，而到了1900年，英國已從現代巴基斯坦到馬來西亞統治將近所有。波斯、土耳其、和阿拉伯地盤也淪為非正式的歐洲帝國。

自18世紀，掙扎於了解嚴酷的新世界，越來越多的穆斯林轉向較憤怒，較基要派版本的信仰。極端保守的瓦哈比主義遍佈了阿拉伯半島，而沒信心在常規戰爭上打贏歐洲人的激進穆斯林把期望放在恐怖主義上。國家贊助的宗教狂熱在希臘1820年代，讓幾千個基督徒失去生命，在巴爾幹半島更多，而1915年的亞美尼亞，這甚至超過百萬受害者。其他激進份子轉向謀叛。穆罕默德·艾哈邁德在1881年的蘇丹創立了類似蓋達組織的團體。隔年英國進攻了埃及，但結果埃及1萬兵力和他的英裔領導遭到艾哈邁德消滅。1884年，伊斯蘭徒攻下喀土木 (蘇丹首都)，並在過程中殺害了英國有名的戈登將軍。

到那時代，「非對稱作戰」已開始。士氣低落但還是有動力的穆斯林對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力量。英國軍力被吸進不得不參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衝突，而無法壓制蘇丹的伊斯蘭徒直到1899年。英國軍隊深陷在埃及和蘇丹一直到1956。

或許不是碰巧自從2001，美國也在相似地區打著利用相似恐怖暴動策略的相似伊斯蘭敵人。兩百年來，伊斯蘭世界，面對著西方的經濟和軍事能力，一直撤退，並打著辛苦的後衛戰。我們必須理解在16億個穆斯林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看待暴力為答案。但近期的事件似乎指出激進份子憤怒的提升。

許多細節具有爭論，但長期歷史指出兩個結論。第一是這般的憤怒和暴力很少會結束，除非該地區或人口重新變成發展和繁榮的全球重心。以穆斯林世界來說，這代表接受現代化、民主、開放度、和容忍度。持續的暴動或許不會停止，但馬來西亞、印尼、和土耳其的成功例子 (不是說完全沒問題) 證明這是可以做到的事。阿拉伯之春也證明了有大量人口從阿爾及利亞到阿拉伯半島願意往那方向前進，就算會有反擊和內戰。

第二是這將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明朝從12世紀的崩潰拉出中國邁進14和15世紀，但又從16世紀開始走下坡。清朝在17世紀後期逆轉了衰退，但又再次在19世紀沒落。中國的復原可以說到了1949內戰結束才開始。甚至有人認為是自1970年代文革結束後才算，而也沒有保證當今的中國已安全了。羅馬帝國更糟糕。他在第四世紀恢復於第三世紀的危機，卻又在第五和第七世紀崩解。需等待將近一千年，至少到15世紀，歐洲才完全復原。伊斯蘭暴力與中國和羅馬歷史的關係類比一點都不樂觀。

長期歷史似乎提示，給於夠多時間，穆斯林世界會從當今的黑暗深淵重新回到光明廣大的高地。需要多少時間和過程將多艱難，是我們在三萬英呎很難看清楚的。長期歷史不是，要預測時，唯一的工具，但提共個很重要的宏觀觀點。缺乏這觀點，我們無法有效的建設關係類比。我再次利用，但稍微修改，邱吉爾的話來做了結。身為指明未來的導遊，長期歷史或許不是完美的。但我認為在我們所僅有的，他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