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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5年，里斯本大地震的發生，讓好幾萬人丟了性命。這地震毀了葡萄亞首都將近四分之三。當時六十歲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以理智之名抗議「大自然可恥的拋棄­­」。我們也許覺得可笑為何伏爾泰會在許多文學作品對地震直接提出抗議。但湯馬斯‧曼在他1924年的小說《魔山》裡，透過一個角色提出：「伏爾泰對自然現象的譴責，具有個重要的目的。伏爾泰拒絕人類必須向命運屈服。大自然是力量，屈服於力量或在他面前投降是奴性…為了符合任何力量，自然、地理、文化或經濟，而拋棄社會應走的方向，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

伏爾泰當時不是唯一提出除這抗議的人。牛津學者，比賽亞‧柏林，１９５３年出版的《歷史必然性》提出「非個人力量決定我們人生是不道德和懦弱的事」。同樣，這裡所謂的力量是指、地理、自然資源、民族特徵、等等。我們不能忘記柏林的年代經歷過法西斯和共產主義，也就是說經歷過外來力量試圖否認人類「道德主權的權利」。

伏爾泰和柏林對宿命論的直接攻擊，在當代西方世界有特別的吸引力。納粹的種族絕滅行動離我們其實沒有想像的遠久。借人道主義學者的話：「決策者有面對歷史的責任。他不能屈服於，建立在地理和民族特徵上，並有可能導致沒採取防止人民被戰爭或種族絕滅威脅的行動，的宿命論辯詞。」

事實上，這是不管政治左翼或右翼，都常在文學周刊上發表意見的議題。在當初某些情況是否採取行動將永遠是爭論的主題。我們應不應該從斯洛博丹‧米洛舍維亞手中救出波士尼亞的穆斯林人，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 當初應不應該從海珊的恐怖救出伊拉克什葉派? 應不應該推翻格達費? 我們又將如何看待阿薩德暴政下的敘利亞? 我們採取行動因為我們有能力採取行動。我們可以，並必須克服命運。那我們是否應該認為伏爾泰是對的，他並不可笑?

到這階段，我們必須體會到伏爾泰和柏林只不過是哲學家。他們可以沉溺在道德的假設和絕對性。他們能談論人類在歷史面前的責任，卻不需要面對下次選舉的選民。選民在這裡定義為某地理區域裡的人民。當然，這些人民比任何其他人都關心這區域的福利。如果你想武力干涉救援世界另一頭的人，你最好以不會讓自己國家付出無法接受的代價的方法實行。換句話說，你必須顧及地理和歷史模式。而這些模式是無法或在某方面上無法預防的。

的確，里斯本大地震從伏爾泰的觀點看也許是可憎的。但他畢竟發生了，而當時沒任何事情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兩個海洋包圍著，並位於北極圈之下。這是什麼都無法改變的事實。加拿大以一個國家來說也是被這根本性定義著。敘利亞政權是邪惡的，但沒有團結的力量能夠乾淨的拆除他，是個很難改變的事實。命運不總是能夠被克服的，不管我們如何執著於那信念。伏爾泰和柏林能夠無視宿命論的束縛，因為他們只需對其他學者付出交代。民主政府的領導不擁有這奢侈。民主本身就是透過，檢查、平衡和反對意見(包括對理想主義的激情抱著懷疑的聲音)來對人類做選擇的權力施加最嚴厲的束縛。

伏爾泰和柏林的問題不是在於他們荒謬或缺乏正經的目的。問題是他們沒有考慮到民選官員必須面對的約束。約束是無法避免的。他們是從事實和經驗顯示出的固定模式產生的。我們不能忽略那些模式。口頭上說，我們來在某地方干涉並建立人道的民主，是簡單的事。但如果是與地理和政治束縛抗拒來達成，那就是愚蠢的事，就算是為了抗拒宿命。

拒絕所有的束縛和極限是不合理的。伏爾泰和柏林其實是有提示過的。他們所責備的是太宿命論的想法。他們是為我們必須奮鬥的道德責任而辯護，好改進這世界。總體來說，他們不是提昌絕對性。

讓我們進入地緣政治。地緣政治接受道德的矛盾。他接受決策者採取改良自己人民，或其他人情況的行動。地緣政治了解領導人會定期的根據理想行動，因為如果沒有一定的理想，一個建設在某些原則和利益上的國家將也許失去他的身分。因此，地緣政治並不否認追求自決權的價值。地緣政治也不否認人類自決權。但他認知事實的反面是充滿無法避免的束縛。

人道主義也許會解釋台灣人所享受的實際獨立，為基於長久以來為自由和人類尊嚴的奮鬥。地緣政治不會否認，但也會指出最大的理由是因為台灣島離中國大陸差不多160公里。如果距離是和英吉利海峽差不多的話(30公里)，我們又如何反駁毛澤東在60年前也許已攻打下的高度可能性? 人道主義也許會解釋美國與日本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的戰鬥是為了捍衛人類自由。地緣政治會說是為了維持東半球，日本和德國威脅推翻，的權力平衡。

人道主義對歷史的解釋比較美麗，比較吸引人。地理政治對歷史的看待較切時，也所以不那麼具有吸引力。但這不表示他不準確或不值得被決策者用予參考。決策者總是公開著宣言伏爾泰和柏林的聲音，並私底下徵詢地緣政治的意見。

事實上，決策者被逼迫部分遵循宿命論。他了解有些抗爭決定論的戰鬥是必須的，但他更了解必須承認有太多事情是無法克服的。要不然，任何外交政策將因為各個人道主義運動或干預情況而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