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stycmc的部落格

民族主義似乎很流行。學者也許常討論著普世價值觀，和打擊決定論與本質主義的需求，媒體或許透過普世人權的窗戶看待世界，世界菁英可以在達佛斯宣稱要創立能夠打敗各種分裂的自由秩序，但民族主義(也包含宗派主義)不但生存著，他甚至盛行著。

在東亞，民族主義的存在很廣泛。當代的國家譬如: 中國、日本、越南、菲律賓，不是為什麼意識狀態，而是地理競爭。軍事科技的進步(戰鬥機、彈道飛彈、間諜衛星、戰艦) 也為世界兩大文明，中國和印度，創造全新的策略競爭。中東最近經歷不少政治動盪。很多人看待情況為民主革命，但我認為不過是中央極權的危機。一個種族、宗派，和部落越來越具有重要性的危機。在歐洲，歐盟的衰退已復活了民族認同、右翼政治、和反移民運動。到了非洲，我們可以在中非和南蘇丹看到，建立在宗教和部落認同的打鬥，和種族清洗的恐懼。很明顯的，學者們與世界各地的許多因素，講著不同語言。

許多菁英對於世界的願景是，普世的認同將代替較窄小的思想。這想法源自於冷戰的結束，和通訊的革命。冷戰的結局培育了普遍民主主義會逐漸成為世界政權先鋒的想法，當不同意識狀態的鬥爭被認為是過去的事。後來發生的通訊革命，網路、智慧電話、社交媒體、和廉價航空的出現，被認為是全球聯合的力量。

但科技是價值中立的。他能夠成為綜合，就像他也能是分裂的力量。當越多不同背景和價值觀的人互相接觸，他們也就越不只體會到他們多相同，也多不同。近距離，不管真實或虛擬，能夠引起最深的敵意。

自由也一樣。

「自由」兩個字，在美國的的政治詞彙，有著神聖的光環。但自由不只釋放個人的力量，也釋放了團體的力量。當人們從壓迫中被解放，他們意識到的，不只是驕傲的個人認同，也是驕傲的種族或宗派認同。美國人認為別人體會自由的經驗，一定會與自己一樣。這不過是高傲，不能被認為是指細分析後的結論。

也因為這樣，冷戰後的時代，是一系列的天真假設。在那些假設當中，也許最諷刺的例子發生在90年代。當時西方普遍認為，解決中東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商業化的大眾傳媒。一個不太受政府限制，能夠稀釋反西方態度和政治、種族、宗教分裂(尤其是阿拉伯和以色列) 的媒體。「如果專制政權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減低，那中東會比較和平」是當時的想法。換句話說，也就是更多自由。那大眾傳媒的確被創立。利用該地區過去的標準，Al Jazeera和Al Arabiya (半島電視台和阿拉伯衛星電視台) 是仿照美國模式獨立的組織。但他們的觀點(至少在阿拉伯文的廣播) 結果是對於西方和以色列利益充滿敵意，甚至也許比他們所代替的政府頻道還強烈。他們顯示了自己文化狹窄的一面，就像許多美國媒體一樣。

菁英人士忽略的因素還有一個。菁英一部分的定義，就是傑出，或具有特別魅力的人。他們一般因此擁有強烈的信心，並全方面的歡迎著世界主義。他們不會在陌生環境中感到不安。但大部分的人，並不傑出，或具有特別魅力。他們的人生中，充滿著不同壓力。很自然底，他們會在家庭、社區、宗教、或某種團體尋求寄託。在個大眾傳媒科技粗俗打擊傳統價值觀的時代，不管直接不直接，刻意不刻意，大眾社會異化的感覺強烈化，也帶領他們往更深的排外信念

所以正統派的猶太教(Orthodox Judaism)和福音神學(Evangelical Christianity)在當今美國的復活不是意外，就像在大中東地區復活的理想伊斯蘭主義一樣。不管是美國無意義的大眾文化，或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化，人們需要一個道德和精神標準來對抗科技的異化力量。在東亞，可以被認為科技最先進的地區，民族主義幫助填補這空隙。當今的民族主義，部分不過是被放大的現代主義。許多不退回宗教擁抱的人，慢慢失去了對「神」的信仰。換句話說，失去了對「個人的不朽」的信念後，他們轉向「集體的不朽」。

在歐洲，以某些方面看，這現象比其他地區嚴重。歐盟是個世界主義菁英統治的帝國。反歐盟心情和右翼政治的崛起，顯示出不只是文化，但也是對政權的直接政治敵意。歐盟領導在很久以前計算出民族主義已死去，並認為歐洲人，經歷過兩個世界大戰後，只希望能拋開所有分裂力量喘息。但大眾其實或許需要歷史上的定點，並透過民族和宗教認同保護他們於單調的普世主義。

在歐洲，雖然全球化激發了異化現象，並造成民族主義的復活，不一定表示新的民族主義會像中古時代的強烈。他是以較含蓄的方式表達。的確，個人和團體認同之間的平衡點，似乎在重新定位中。我們畢竟不是一群無法互相分別差異的人。我們都有語言、文化、種族，和宗教特徵，形成我們的身分，我們與別人的差異。

或許，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和排外主義之間的緊張是必須的。當象徵冷戰的柏林圍牆崩塔的時候，有人說過:「我們誕生在同一時代的紐帶，以經比我們誕生在同一個國家的紐帶強大。」時間的紐帶，是否能克服血統的紐帶? 這問題關係到我們所有人。